“中西碰撞，当鼠疫降临在1894年的香港”

1894年是中国和世界鼠疫流行史上的重要一年。 这一年，广州和香港成为鼠疫流行的中心。

鼠疫也称为黑死病。 众所周知，在欧洲中世纪，鼠疫在欧洲大陆肆虐，夺走了1/3的欧洲人的生命。 对欧洲人来说，鼠疫是一种恐怖的回忆，深深地埋藏在欧洲人的文化和潜意识中。

例如在hbo美剧《权力的游戏》中，异鬼的形象来源于鼠疫。 感染鼠疫的人致死率很高，通常全身呈发黑状态，最可怕的是病毒通过尸体传播。 因为鼠疫有以上可怕的传播特性，这种病毒被冠以黑死病的恶名。

那场大瘟疫始于中亚。 1347年蒙古军队攻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现乌克兰菲奥娜·约西亚)时发生鼠疫，随后由亚欧商人传入欧洲。 就像《权力的游戏》一样，异鬼具有可怕的死亡传染性，只有烧掉尸体才能真正停止异鬼的虐待。

14世纪的欧洲，鼠疫夺去了许多生命，另一方面，间接推动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和文艺复兴。 更重要的是，鼠疫真的让欧洲人知道了现代医学和卫生建设的重要性，在神学主导的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极差，人们因为迷信而不愿洗澡，直到黑死病的暴发，引起了欧洲人对卫生问题的重视，从而

“医学隔离”( quarantine )一词诞生于黑死病疫情流行的意大利。 这个术语来源于意大利语。从它的语源可以知道当时欧洲肆虐数百年的大瘟疫在历史上造成的悲剧性的重创。 而且，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追溯西方医学和卫生方面没有发展的艰难历史。

1377年黑死病泛滥时，意大利一个名叫拉萨的小公国严密防范了疫区者的入侵。 规定所有商人和海员必须在旁边的岛上隔离30天( trentina，意大利语: 30 )。 之后发现30天不够，将隔离期延长到40天( quarantina，意大利语: 40 )。 这个做法成功了！ 它比较有效地切断黑死病的病源输入，被视为防疫模范，被广泛借鉴，拯救无数人。 后来，这个术语成为了今天医学名词“隔离”( quarantine )一词的起源。

01欧洲鼠疫辗转了百年，从云南传到中国

印象中鼠疫在13-14世纪欧洲突然发生后消失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鼠疫随着人类的活动和迁徙，最近的大流行出现在19世纪末，由于欧洲的殖民侵略，这次鼠疫在地理传播范围上大大超过了欧洲中世纪，是全球疫情的暴发。

关于19世纪鼠疫的起源，实际上有好几种说法，比较公认的最早的鼠疫病例出现在1770年左右的云南西部。 18世纪云南仍处于非常封闭的状态，但病毒在100多年间从云南烟草土商道传到广州，从广州十三行的商业帝国传到全世界。

作为广州商业副中心的香港，当时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这里聚集着中西两种文化和不协和音。 据当时记载，1894年3月，广州开始流行鼠疫。 当时，清朝地方官员无法准确了解鼠疫的发病原理，但观察到“先杀老鼠，后死”的现象，并很快告知了地方民众和港英政府。

那年5月，香港出现首例鼠疫死亡病例，证明5月初鼠疫病原菌有可能被运往香港。 据当时港英政府统计，该病例死亡后一周左右，死亡人数达到200人。 此后，疫情迅速发展，从原来每天20人死亡到每天60多人死亡，到8月总死亡人数达到2300多人，香港鼠疫防治面临严峻挑战。

02港英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加速疫情蔓延

但是，即使同样是香港人，不同身份的鼠疫袭击和受害程度也不同。 当时香港居民中死于鼠疫的占绝大多数，从死亡率来看，中国人一度高达90%，而同样的情况英国人只有20%。

▲香港鼠疫1894-1907年中国人感染鼠疫的死亡人数远远多于洋人

香港当时总督亨利·布莱克夫人在1901年公开谈论过香港的鼠疫。 “我认为今年引起这么大的恐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受到了冲击。 人们认为，如果只有中国人被疾病夺去生命，公众几乎漠不关心，而欧洲人感染鼠疫，则非常可怕。 ”。

在中西医对香港鼠疫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布莱克夫人对媒体说的话无疑解释了为什么外国人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如此之低。 这源于英国的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对香港当地居民实行高压统治。 当时的首任港督为了维护英国殖民者的利益，下令让中国人在六个月内移居太平山地。

经过20年，外国人和中国人形成了两个清晰的群体，中国人凝聚在太平山地附近，惠灵顿街、雪厂街成为外国人和高端商务的凝聚地，双方以域多利皇后街为界。

香港的中国人生存条件极差，19世纪末，一般只住2-3个外国人的房子，却住了约30—40个中国人。 按人均平均面积计算，人均平均面积小于香港华人墓地面积。 另外，从室内卫生条件来看也非常不乐观。 许多中国人家里不仅光线不足、通风不好，而且没有排水系统和卫生设备，排泄物和垃圾没有特殊的分流管，直接流入饮用的河水中，引起水的二次污染和排泄物的感染，这些都为老鼠的繁殖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但是，港英政府把中国人肮脏、贫困、西方人无法理解的生活习惯视为鼠疫的原因。

在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居住环境极度拥挤、肮脏，港英阶层称鼠疫为“肮脏病”、“野蛮人病”。 虽然完全没有反省自己是殖民地，但是对香港特别是中国人社区的生活环境一无所获。

03西医与中医的正面对立

为了应对鼠疫的冲击，香港政府按照近代公共卫生学说，采取了挨家挨户搜查、隔离、消毒等几项措施，派军队到中国人居住区入户搜查，将鼠疫患者强制送往医疗船“健康女神”号( hygeia )隔离，接受西医治疗。

从一开始，香港华人就表达了对西医防治方法的不满。 西医对这次暴发的腺鼠疫研究不足，没有合适的治疗方案，只能尝试抗疟疾奎宁等药物，加入冰敷等辅助手段。 由于没有特效药，被送到“健康女神”号隔离的患者大多死于不治之症，加剧了中国人对西医的不信任。 一位香港华人开始传出谣言，称“健康女神”号收容的中国患者将被送往英国，用于英国王室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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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相信西医符合科学，中医谴责“完全没有能力”来应对鼠疫。 香港政府和中国人之间用管理鼠疫的中西医方法发生了冲突，从事运输的中国船艇举行了罢工。 香港华人也强烈反对香港政府出兵挨家挨户搜查疑似患者的方法，要求返回广州接受中医治疗。

香港东华医院诞生于1871年，是由各行各业华商共同出资设立的华人专用中医院，是代表香港华人利益的最主要慈善机构，历来多次只用中医、中药治病。 1894年5月10日，香港国家医院代理院长娄逊( dr. j.a.lowson )被派往东华医院进行检查，随后香港政府要求东华医院迅速将患者送往“健康女神”号进行隔离。

这些强制治疗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中国人本来信仰中医，对西医不信任，害怕以前直接扔到海船上自尽。

香港的中国人不愿意接受西医的治疗，这和当时人们以前的传统观念有直接关系。 他们认为，西方人、中国人的脏腑不同，治疗方法处方差异很大，人们担心西方的“虎狼之药”不适合中国人的身体。 另外，香港的尸体解剖制度也让中国人退缩到西医院，认为“身体没皮之前，会被父母接受”，不幸病死，无辜遭受“后面加刑”，对此极为痛心。

中医从以前流传下来的“温病”开始，认为鼠疫是疥气病原的一种。 疥气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外邪，引起的疾病被称为瘟疫、传染病。 疫情伤人，中医认为热毒放血攻心，所以要建立“解热毒、清血热、活血淤”的治疗，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症状加减。

面对僵持的局面，东华医院的作用显现出来。 这家医院从创立之初就承担着许多社会责任，在治病救人、兴办学校、救济粮食、收容老弱病残等方面发挥着诸多作用。 在中国人社会的持续斗争下，东华医院逐渐成为中间人。 东华医院通过治病救人、埋葬死者等方法凝聚人心，维护社会稳定。

04鼠疫推进的现代化变革

港英政府采取了一点隔离和救护措施，但从对中国人社会的粗暴统治来看，毕竟是为了殖民统治和商贸服务。 1894年，香港鼠疫侵袭损失惨重，与当时鼠疫病原学不完善的科学解释有关，发现鼠疫致病源前，港英政府只能进行无目的防疫。

直到1897年，雄性m.ogata才首次发现腺鼠疫的传递介质是跳蚤，小鼠—跳蚤—人类的传递链开始连接，但完全清晰的鼠疫感染机制于1914年被巴科( a.w.bacot )揭示出来。

香港自1904年发现鼠疫感染机制以来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灭鼠。 因此，公共性、全民性防疫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公共利益，公共卫生必须牺牲个人的自由度，如果在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动员会就比较好。

在香港鼠疫流行期间，受种族主义政策的影响，华人群体往往不了解香港政府的做法，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必须采取自己的措施，使用警察巡逻等工具强制执行，引起巨大的社会震动， 公共防疫是近代的产物，但并不完全与近代性成正比，现代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公共防疫未必越顺利。 这除了政府的防控外，还需要民众的协助。 防疫能力一方面与社会现代化成比例，另一方面与民众的参与程度成比例——这是一项公共事业，因为如果没有全民参与，就不太可能推进。

因此，1910年东北肺鼠疫暴发，在伍连德博士的主持下，清政府成功控制了疫情。 伍德博士在肺鼠疫防治中创立了传染病源头、阻断传染途径、提高人们免疫力的科学理论和做法，至今仍普遍应用于世界传染病的防治。 并且，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中国从殖民地国家手中夺回海关检疫权，设立防疫局，在伍连德博士的主持下，成立中华医学会，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终于在中国形成，与世界卫生防疫系统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