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用科技让考古与时代对接”

新闻网站独家特辑

文|温睿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未能得到科技的帮助，科技考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考古事业是重要的文化事业，也是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事业。 ”。 年9月28日，习主席主持了19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中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 这是考古工作者首次纳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体现了党中央对考古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习总书记确定，考古事业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事业。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走一条中国道路，而要在这条道路上疾驰，离不开“四个自信”的精神动力。 习总书记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表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阔、更深刻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 考古学研究是系统、科学地揭示中华民族5000年不间断的文明进程，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民族集中力、民族自豪感。

考古学研究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 习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事业，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的认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的自古流传的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大力支持。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最早也可能是数百万年，但作为一个学科诞生不到200年。 考古一般被认为是人文学科，从诞生之时起就是一门交叉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考古学的两大基础理论——地层学和类型学来源于地质学和生物学。 二战后迅速发展的物理学、化学、新闻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技术、做法、手段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学实践，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在西方被称为archaeometry，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曾被称为实验室考古，现在被称为科学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未能得到科技的帮助，科技考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温睿

挖掘“潜在新闻”，获得新视角

科学技术考古的特点是发掘古代遗物遗迹的“潜在新闻”，获得研究考古学问题的新视角。 例如陶器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古代遗物，考古学家可以根据陶器的质量、颜色、器型大致评价其时代和生产地域，但陶器的采用功能不能直接基于这些外部新闻获得，必须利用科学技术考古的做法和手段。 刘莉教授小组研究了西安米家崖仰韶期的尖底瓶和陶罐、漏斗等陶器组合物，对陶器内部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的显微注意，发现部分淀粉粒有缺损、变形和糊化等损伤迹象，进行了模拟酿造实验，验证这些征兆与酿造中淀粉粒的损伤特征相似 可能来源于草酸钙(啤酒石)。 这是谷芽酒酿造时产生的副产品，原料据推测是大麦、薏米和块茎类作物混合而成，首次科学拆解了中国尖底瓶等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作用，5000年前中国前人掌握了谷芽酒的酿造配方，更新了对尖底瓶的功能认识，

利用科学技术考古研究，学者们发现了更早的酿酒证据。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麦克戈文的团队对河南舞阳嘉湖新石器遗迹出土的陶器碎片残留物进行了科学分解，获得了气相色谱-质谱( gc-ms )、液相色谱( hplc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ft-ir )、红外光谱( ft-ir )。 用feigl化学点测定等方法检测残留物中含有酒石酸，残留物的化学成分与现代米、米酒、葡萄酒、蜂蜡、葡萄单宁酸、古代和现代草药中含有的化学成分的一部分相同，还含有蜂蜜和山楂的化学成分，以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 2005年麦戈文教授对山东两个城镇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许多陶内酒残留物采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出了混合型酒的结论。 这些研究不仅展示了陶器的采用功能，而且将中国的酿酒史提前到了9000年，确认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分解表明，中国历来以粮食为第一原料的酿酒技术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中国粮食酿酒的特色。

特色科技考古的特点是发掘古代遗物遗迹中的“潜在新闻”，可以获得研究考古学问题的新视角。 中国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青铜正座人物形象文物。

追溯技术的起源，科学系统进行说明

科学技术考古研究不仅可以追溯更早的技术来源，而且可以系统地解释古代物质文化的创新、改造和升级。

众所周知，玻璃生产技术起源于西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埃及，玻璃制品于西周晚期传入中原地区，春秋时期外来玻璃制品不断增加。 中国古代工匠一接触到这种新物质，立刻激发了创造的灵感，不仅迅速掌握了玻璃的生产工艺，而且在配方、工艺、设计上带来了巨大的创新。 早期的玻璃制品一般是作为饰品采用的玻璃珠，微小而珍贵，学者们利用非破坏性的x射线荧光光谱和高分辨率的显微ct分解它们的化学成分和制造技术。 结果表明，我国在战国时期开始生产铅钡玻璃制品，使用铅化合物作为助熔剂，钡元素可能是铅矿带入的伴生元素，也可能促进玻璃制品的乳浊效果。 也就是说，铅钡玻璃是中国独特的玻璃制品，是中国工匠的独有技术。 不仅配方创新，战国时期中国玻璃制品的类型和审美风格也变得非常丰富，既有西洋玻璃这样宝石外观的产品，也有中国特有的仿玉质玻璃制品。 例如，玻璃墙、玻璃印章、高级贵族死后采用的金丝玻璃衣、玻璃堵塞等。

耳茬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耳饰，形状类似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行的铜鼓，两端喇叭状，中部闭腰，耳垂部位的耳洞中，大部分耳珰中央都有勾结的小洞，可以穿线装饰珠子。 早期耳珰大多为石质或玉质，从战国到两汉，大量生产铅钡玻璃耳珰，但这些耳珰本来就改变了不透明的质感，没有刻意模仿玉，基本上是蓝色透明的质感，采用钴化合物作为发色剂 中国古代工匠对外进行技术革新后，用于生产以前从中国传来的珠宝，并对以前从中国传来的珠宝进行了审美改造，形成了新风格的玻璃耳珰。

蜻蜓眼玻璃珠是经历改造和创新的另一种情况。 蜻蜓眼睛的玻璃珠又称玻璃珠或眼珠子，来自地中海东岸地区。 当地人认为存在着带有魔法和巫术的“邪恶之眼”。 其眼球的注视会对人、家畜、无生命物体造成伤害，如人的疾病、与他人的矛盾、动物的死亡、或各种工具的损伤等。 为了减轻或防止这种伤害，必须佩戴适当的护身符和驱魔物，蜻蜓眼睛的玻璃珠有时会产生，成为其中流传最广的护身符。 模仿别人的眼睛，分散、抵抗、对抗“邪恶的眼睛”的凝视，保护人、家畜、物不受其害。 因此，也有学者称为“恶眼珠”( evil bead )。 即使在今天，地中海沿岸各国仍然保留着戴蜻蜓眼镜玻璃珠，或者吊在家门前驱魔的习惯。 蜻蜓玻璃球传入中国后迷上了贵族阶层，但这种玉石原有的精神信仰属性似乎没有保存下来，工匠进行了大胆的艺术革新，创造了偏心圆纹蜻蜓球、角锥状蜻蜓球、连点蜻蜓玻璃球等新的风格玉，使得原有的单一同心圆纹蜻蜓球的审美风格大为

最近，我们在新疆吐鲁番地区胜金店墓地发现了铅钡玻璃材质的仿绿松石玻璃珠。 这也是中国独有的玻璃产品，反映了中国绿松石文化与玻璃生产的融合，证明了中国古代工匠对玻璃生产技术很熟练，能够根据诉求生产特殊类型的创新产品。

总之，在各种科技手段介入玻璃研究之后，中国的玻璃生产从配方到工艺到审美风格的多样化，玻璃最初是从西方传入的，但在中国文化和技术的影响下，玻璃生产逐渐形成了中国风格。

玻璃同样是人工硅酸盐材料，不同于玻璃，瓷器是中国的创造，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生产瓷器的国家。 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瓷器诞生于3700年前的夏商时期，在学术界通常被称为原始瓷器。 瓷器在几千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不断吸收不同文化的风格和技术特征，创新了更多的产品。 从中国传来的瓷器生产和审美是单色釉体系，以青瓷为主，但在不合并时期可以看到以前传来的新品种，如唐代长沙窑、邛崃窑的彩色瓷、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的釉下褐彩等。 其中最特别的是唐代晚期已经出现，元代获得了发扬光大的青花瓷。 元青花研究的突破与科技分解手段的进步密切相关。 青花瓷纹饰细密，要得到青花颜料的成分新闻，以前流传的x光荧光仪由于检测光斑直径大而无法诉求，学者们利用同步辐射光源的x光荧光线检测青花颜料的成分。 由于同步辐射光源具有超高光强度，可以将测试光斑的直径缩小到几微米，可以检测青花纹饰的不同部位，从而得到更准确的成分新闻。 通过精细的成分检测和世界各地古代开采钴矿的对应，发现元青花采用的是从波斯卡善地区加工而成的蓝彩颜料。 这种蓝彩颜料发色性强，发色稳定，容易采用。 当地称为sulaimani，发音与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苏麻和蓝色相近。 这证明了元代工匠用从波斯进口的成熟蓝彩颜料生产青花瓷，这也是为什么看不到元青花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快速发展过程，工匠将高级进口颜料用于已经快速发展了数百年的釉下彩技术非常成熟的白瓷制品中。 元青花的这种生产方式证明，14世纪中国不仅已经建立了区际贸易互联网，而且建立了区际产业链，通过区际产品流动促进了文化融合。 这已经是全球化的前奏，科技考古研究充分揭示了瓷器生产的中国气派。

突破极限，一个个发挥独特的特点

科技考古研究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仍有一些局限，这一首要表现易集中于具体技术，忽视了背后考古学问题——实验室研究，忽视了研究应走向田野，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了新问题。 虽然一时容易局限，但忽视了科技考古应在长期跨度和大地域尺度上发挥特点，发现规律。

这些问题往往造成研究中的单叶障碍、不见森林的困境。 但是，这些短板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只要研究者有科学技术，最终就要为考古学服务，处理考古学问题，不断探索科学前沿。 而且，科技考古成果也必须为国家、服务社会服务。

习总书记说，运用中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对外推广、交流探讨等方法，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明确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使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取得良好的

科学技术考古在解释中国技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一课题时具有独特的特点，笔者相信它能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小康》新闻网独家特辑)

本文刊登在《小康》2021年1月下旬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