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典籍里的中国》上热搜！来看看独立编写二十五部典籍的牛人”

据新闻网报道，近日，央视文化类创新节目《典籍中的中国》聚焦优秀中华文化典籍，通过时空对话的创新形式，以“剧+电影+文化访谈”的表现方式，典籍起源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并流传至今 经常出来搜索，引起人们的热议。

《典籍中的中国》的视频截图

事实上，我国清代是独立编写25本典籍的牛人。 他是谁？ 一起看看吧

“二十五史”是中国历史时期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的总称，是在《钦定二十四史》中加入的一史。 二十四史》历来有各种版本，但名义上没有争议。 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史稿》(赵尔巽等)和《新元史》(柯劭应)分别被编纂。 1921年，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但现在一般的说法是将《清史稿》作为“二十五史”之一。 另一种折衷的提法是，将两书放入正史中，就形成了“二十六史”。 无论如何，历史书掀起了“谁是正宫”的波澜，这本《新元史》背后的编者哪里做得好？

史馆代理馆长

匔应( 1848-1933 )，字仲勉，山东省胶州人，清末民国官员、学者。 历任光绪十二年进士、翰林院主编、侍读、侍讲、京师大学堂总导演、清史馆长、总编纂。 有趣的是，《新元史》的有力竞争者——《清史稿》的负责汇编者，也是柯劳应。

柯应

柯应之出身于书香门，祖父柯培元是著名诗人，父亲柯蛸是音韵学家，母亲李长霞也有深厚的国学基础。 劭幼负文采从7岁开始就有这样的诗句“燕子不来春天晚了，空院子里落了紫丁香”。

柯勅应16岁进入县里谋生，进入济南尚志书院读书，给书画家匡源授课。 同9年( 1870年)在中乡试举人之后广泛交流，并在辽东、粤、晋等书院担任主讲。 绪12年( 1886年)录取进士，进入翰林院相继进行庶吉士主编。 这是他学术道路的开始。

1914年，民国政府设立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柯谕不应等为总编纂。 1928年，赵尔巽去世，柯谕应成为馆长代理。 他负责《清史稿本纪》部分的审阅和定稿。 整理独立撰写《灾害志》、《天文志》的《域人》、《文苑》、《儒林》。 指导创作若干人物传记的天文方的“时宪制”。 最后通读《清史稿》的全部稿件。 柯修呕心沥血，从事主持长达14年，终于编撰完成了《清史稿》。

对史书的自编不满意

有人问:“二十四史”中是否已经有“元史”了？ 劭应为什么要编纂《新元史》？

元、明太祖洪武二年( 1369年)，朱元璋出诏修《元史》，以宋瀛、王袴为总裁召集30名史官从事编纂工作，经过两次开局，共二百一十试卷，仅一年多就完成了编纂。 这是历史的速度，打破了梁代沈约的记录。 我想我知道质量，摆脱了谬误、复杂的芜杂，成了世间诟病。

到了清代，又掀起了考证热潮，学者们对《元史》修改了虚假的证明，同时扩展了元代疆域，考证了西方学者史料，增益了旧新闻。 这种风气始于康干年间，在同光年间还很盛行。 著名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篇》。 钱大畑的《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文艺志》、《元史拾遗》、《元史考异》魏源的《元史新编》何秋涛的《圣武亲征录考证》李文田的《元秘史注》洪钧的《元史译文补正》屠呦呦的《蒙吴儿史记》等。

基于历史原因和时代风气，柯勅应吸收前人的优秀成果，汇聚各家所长，倾尽自己的力量，矢志不渝地编纂了较为准确、完整、资料罕见的《新元史》。

柯修早年就立下了藏书名山的大心愿。 不管职务变动多少次，柯劳一有机会就收集材料，准备工作。 光绪12年( 1886年)，柯谕不应进翰林院，开始蒙元史研究。 当时史家屠寄在写《蒙吴尔儿记》，柯谕不应和他分享了材料。 魏源写了《元史新编》，柯劳审阅过。 为了纠正《元史》中的谬误，柯劭应前后消费了近30年，整理资料，考证史实，删去冗长，补漏，计划体例，澄清秩序。 专注于元代史料的收集，此外，柯勅应还从秘书、野史中广泛征集博览会。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史料的客观性，柯勅应广泛引用了西方史料，如《史集》、《蒙古史》的可靠翻译。 终于在1922年，柯劳应完成了150万字以上、共257卷的《新元史》，历时30多年。 然后，柯劳应又酌情参照《廿二史考异》关于“元史”的记载，写了《新元史考证》58卷，作为“新元史”的增订。

总统全力支持

虽说劭应独立完成了《新元史》的编纂，但在过程中没能得到重量级人物的支持。 他是民国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 1855—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号辩斋、东海、涛斋，晚期号水竹村民、石门山人、东海居士。 直隶(今河北)天津人。

徐世昌和柯劭应一样在光绪12年( 1886年)进士，两人很早就是好朋友。 徐世昌退役后，于民国七年( 1918年)编辑印刷了《水竹村民诗集》(又名《徐大总统诗集》)十二卷，柯勅应为其顺序。 两人都从海外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徐世昌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柯敕令获得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后来，徐世昌的长孙女儿和柯勅应的长孙结婚了。

有着如此深厚的友谊，徐世昌自然致力于支持老朋友，因此，徐世昌在总统任期内，于民国10年( 1921年) 12月4日发布命令，将柯谕不应之所写的《新元史》追加到《二十四史》中，成为“二十五史”

激发民族自信心

《新元史》成书后，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重视。 东京大学文学系东洋史学系教授矢内亘博士审查了《新元史》，在组织审查会上进行了讨论，结果认为柯敕应学广博，精力超群，特别授予了柯敕应文学博士学位。 只有没有去过日本留学、来日本考察学政( 1906年)的中国学者，才能获得博士学位，只有柯劳应一人，因为《新元史》。 此后，日本设立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并于1925年7月将柯劳应选为委员。 直到1928年5月，为了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已经担任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委员长的柯劳率领中方委员集体辞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危机。 中国每个阶级都在寻找救国之路。 知识分子阶层有点开明的人，眼睛盯着西方，看着世界。 更可贵的是，他们可以抛弃民族观念，从少数民族建立的文明和王朝中寻找民族原初的活力，从历史上曾经强大的民族王朝中寻找民族自尊心。 可以说，劭应是翻修《新元史》，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劭应编纂《新元史》是个人的修史行为，这打破了正史历来在官方集体编纂以前流传的现象，给当时的知识界注入了强心剂。 的修史摆脱了官方修史的限制，如尊者禁忌、为统治者服务、藐视前朝等，具有相对的客观性、独立性、灵活性。

在当时饱受忧患的中国，柯劭应凭一人之力编纂了《新元史》，引起了当时强国日本学术界的重视，震撼了国人。

从柯谕不应之个体的角度来说，一个身体做着一群人甚至几代人的事业，不仅仅是超绝的毅力，还要坚持它，安于寂寞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柯劳应创造了奇迹。 (子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