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访谈”

新闻网站独家特辑

编者的话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健康智荞》与中央级政经类刊物《小康》杂志共同启动了《健康中国策》高端访谈栏，采访了刘庭芳、王虎峰等国务院医改专家等，提出了《十四五(第14个五年计划)》的医疗改革计划

最近，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在武汉举行了社会医疗疫情防控工作座谈会。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德明带来了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的确定消息:国家支持社会医务人员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政策是不可动摇的。 这是国家卫健委印发《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后，决策层向社会医疗领域发出的确定信号。 最近，《健康智力荟萃》就社会经营医生的制度环境，独家采访了邓德明会长。

邓德明认为，医疗机构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被推向了公立医院改革的前沿。 另外，中国医疗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应立足于社会经营医生，着力消除社会经营医生体制的障碍，构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回答专家:邓德明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创始人、法定代表人。

▲作者:梁嘉琳 《小康》杂志特约作者，价值医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健康智荞》总编辑，价值医疗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部客座导师。 研究方向:价值医疗、健康管理。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健康的智力元”:

流行后，随着各地扩大公立医院的院区、大楼，新建公共卫生应急医院，非公立医疗领域是否担心健康服务业“国入民退”？

郝德明:

在公共卫生行业，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我国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些短板和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机制难点，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同于基本医疗服务。 2004年8月，经第一次修订并通过国家主席第17号令发布的《传染病防治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由此可见，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责任主体是政府，不是社会力量举办的社会医疗机构。

与此相反，社会运营医生的服务功能定位注重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差异化服务，这也是国家对社会运营医生的政策指导和具体要求。 因此，社会经营医生的特点越来越体现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质量医疗服务或特色专业医疗服务中。 坦率地说，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不是社会医生的强项。 应该注意的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制度与医疗服务体系制度有密切的关系，也有重大差异。 在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应当发挥政府的主体作用，但由于这一疑问，社会医务人员未必是为整个社会提供越来越多医疗服务的重要力量。

不可否认，疫情防控向常态化监管转变后，一方面出现了公立医院扩张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社会资本紧缩医疗服务行业的投资。 社会医疗的迅速发展又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此，我们呼吁防止一点地方政府，以公共卫生建设的名义过度扩张公立医院的规模和数量。 这样的方法明显违背了党和政府的政策要求。

“健康的智力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的今天，社会医疗领域对政策有哪些期待？

郝德明:

截至5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00多名社会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协会紧急动员，他们不顾薪酬、生死、凛然上阵、援助下巴疫情，占全国医疗队总人数( 4.2万人)的10%以上。 他们有些人邀请血书，有些人删除明志。 他们带着“军粮”，开车，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奔赴湖北，支援一线，抢救患者。 他们没有包机护卫，没有警车先导，没有政府官员，没有花夹枪！ 在前几天的北京疫情中，社会经营医生在大规模、全覆盖的核酸检测工作中做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 最令我感动的是，在广大社会做医生的人承受着不平等、不公正、尊敬的精神压力，但他们忍辱负重，抗击疫情拯救大局，无怨无悔，默默地在抗击疫情的线上多次奋斗。

作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积极投身与疫情的斗争和患者的救治，这是国家《传染病防治法》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赋予的法定义务和责任。 有关部门应该给予同事待遇，但由于这次疫情防控面临的困难，目前社会对医生的偏见和歧视，首先来自有关政府的管理部门，特别是有点权力的干部，而不是社会。 总之，现在的社会行医的阻力是政府部门，不是社会，不是老百姓。

而且，在后疫情时期，上海某三甲医院刚刚上任不久的院长，擅自强制规定，参与社会医疗机构学术交流，门诊、手术等的本院医生，发现了被开除的人。 主任的必须免除，退休后的重新雇佣，有专家号码的必须取消！ 与这种滥用公权、野蛮行为相比，我们要向他提出严正声明和公开指正，如果一心一意，我们就要在网上公开批评和负责，收集资料反映到上级部门，重新评估和判断这种医院领导的任职资格。 我们希望这样的院长不要去社会行医，不要因此破坏自己的名声。 相关领域的调查报告指出，多点执行或自由参与社会运行，是有广泛理想、有抱负的医务人员的追求和向往。

201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健委等10个部委联合印发《促进社会经营医生持续健康规范快速发展意见》。 文件要求:“落实‘十三五’期间医疗服务体系制度的规划要求，严格控制公立医院的数量和规模，留出足以为社会行医的快速发展空之间。 允许相应的在职停职医务人员申请设立医疗机构。 ”上述规定为社会运营医生开拓了快速发展空的区间，但个别地方政府官员对这些政策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他们缺乏“口袋式”的医疗计划和卫生监督的力量，因此人为设置了社会运营医生受理批准的壁垒 结果，许多国家的政策在实际操作水平上无法落地。

背景资料

5月22日，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在北京举办了“社会医疗座谈会”。 会议讨论和交流了社会执业医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和面临的困难、当前社会执业医师快速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和领域快速发展的相关建议等。

今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 据悉，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已向全国公立医院发出《提交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立医院经济运行情况调查表的通知》，要求公立医院提交经济运行情况。 邓德明认为，在支援受疫情影响的医疗机构方面，应当对公立医院和社会医务人员平等。

协会副会长、三博脑科医疗集团会长张阳说:“社会医务人员可以进一步扩充医疗资源，减轻政府医疗压力，弥补政府公共资源投入的不足。 一是保障社会医务人员享受与民营经济其他行业同等的待遇，二是保障社会医务人员享受与领域内公立医疗机构同等的待遇。 ”。

宝石花医疗集团医疗管理部总监刘子沛报告说，集团下属多家医院被征用为定点筛查和治疗医院，共计万名医务人员投入到多条战线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另一方面，也遇到了医院和个人医疗防护物资发放不合理、医务人员防疫补助不到位、被公立医院虹吸、转移到公立医院事业编制等不公平问题。

协会副会长、北京北亚骨科医院院长肖正权指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于今年6月正式实施，社会经营医生有立法保障，迄今为止出台的社会经营医生利益政策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是对社会经营医生的巨大支持。 他还呼吁要完全健全社会资源招聘管理机构、社会资源负担公共卫生任务补偿机构、社会资源医疗保险服务补偿机构等相应的制度化建设。

“健康的智力元”: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快速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医疗机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吸引社会资本意见的通知》以来，中央各部委和各部委印制了20多份鼓励和规范非公立医疗(社会经营医生)的文件。 十年过去了，那些文件的规定还没有执行吗？

郝德明:

社会医生面临的问题不是没有政策，而是现有的政策没有得到执行。 《十四五(十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全面落实2019年十部委联合印发的《促进社会经营医生持续健康规范快速发展的意见》。 我们发现以下政策还没有落实。 让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土地政策方面:文件允许“根据需要改造闲置商业、办公、工业等用房举办医疗机构”。 一些地区的工业厂房空被搁置多年，拥有该厂房的工业公司因连续损失而停业，民营医疗公司申请将该土地用于设立民营医院，结果土地部门被卫健委踢到土地部门，卫健委处理大厅成为踢球球场

二是医疗保险准入方面:文件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运营医生纳入医疗保险定点覆盖面，社会运营医生正式运营3个月后可以提出定点申请，定点判断完成期限不得超过3个月。” 事实上，许多民营医院成立三年后，医疗保险定点机构无法申请。 协会许多会员机构反映，医疗保险问题是关系医院生存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 有偏见认为社会医务人员是欺诈欺诈欺诈的“灾区”。 实际上，从服务量、过剩医疗和检查金额的总数来看，各个公立医院更像是大规模的医疗诈骗集团而不是公立医疗机构，更像是散户的小规模诈骗集团。 打击诈骗保险不仅要比较社会做医生，公立医院也应该包括打击点。

“健康的智力元”:

文件执行力弱的深刻理由是什么？

郝德明:

第一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游戏。 对公立医院来说，今年他是院长，明年开始有可能成为卫健委主任。 不是公立医疗机构的院长不能被任命为卫健委主任。 社会医疗领域希望成为公立医疗领域和家人，但实际上是不同的阵营。 例如，每年的省级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很少通知我们领域协会、非公立医疗机构代表参加，全国52万多家非公立医疗机构不了解国家卫生健康政策，领域指导和监管严重脱节。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有公立现任院长，另一方面在舞台上反对社会医生，但个人有几个民营医院老板的朋友，在悄悄地帮助他们。 我把这些人称为社会医生的“地下党”，可以说全国90%以上的公立院长都是社会医生的“地下党”。 更有趣的是，临近退休的院长逐渐增强社会经营医生的亲近感，正式退休后，仿佛思想开放了一样，经常成为公立以外的院长和专家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公里”。

在思想认知方面，有“公立医院姓公，社会医生姓资，公立医院比社会更讲究公益性”的偏见。 事实上，公立医院的院长是职业经理，与公立医院的长期快速发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没有利益的关系。 公立医院即使赤字也有财政补贴。

除此之外，医疗界更严重的是，一些公立医院不是“公”的。 他们对科主任有业务量和经济创收两个指标要求，这些指标往往不是最高的，只是更高。 这说明公立医院存在医疗滥用、过度医疗问题的必然性。 医疗服务的目的不是一味扩张医院的规模和床位，一味扩大诊疗量，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少生病，“以诊疗量论英雄”是违背医疗规则和人民利益的。 政府关注人民群众健康指数的增长，而不是业务手术量和创收经济体量的指标。 举办人民税的医院，应该有意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其实，医疗责任感强的反而是社会医务人员。 如果民间资本要赚钱，可以经营贸易企业等纯商业公司，这些都比经营医院要赚钱。 很多投资医疗的公司家都是怀着感情来的，承担着很大的投资风险。

其次，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应对上述深层次的问题:医疗市场上存在公立和非公立两个队伍，两者的关系不太协调。 政府只有在行政、人事、财务等方面决心完全脱离公立医疗机构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进行管理，才能从根本上处理“亲生”和“干儿子”的矛盾关系。

“健康的智力元”:

社会医疗领域面临着高准入门槛和鱼龙混杂的混乱。 非公立医疗领域如何重视领域问题，加强领域自律，维护领域声誉，加强领域标准化、同质化、企业品牌化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医疗质量安全。 通过领域评估支撑正能量，防止优胜劣汰，及时清除领域内个别害群之马？

郝德明:

年，国家印发《关于改革医疗卫生领域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健全机构自治、领域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监管体系”。 为了贯彻中央精神，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启动了《全国社会医疗服务承诺书》，截至4000年8月7日，已有近4000家医疗机构签订合同，预计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机构完成合同。 承诺书也是领域的自律手段。 医疗机构公开承诺后为非作歹，罪加一等。 发生诈骗行为时，该机构将从协会会员单位清除，并在网上公开通报。 但是，协会没有行政执法权。 政府建议领域协会将违规失信成员公司列入“黑名单”，并赋予其向整个社会公布的权力。 领域是内行人管内行人，比政府更细致、更实用。 未来通过同行通报可以加强领域自律，领域协会是政府行政执法职能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助手。

“健康的智力元”:

近年来，一些公立医院通过技术合作、企业品牌合作等方式，与社会医疗机构进行了合作。 你觉得怎么样？

郝德明:

公立医院和社会经营医生不能合作设立“营利性”医疗机构。 公立医院的资金来自纳税人的财政资金，应当体现公益性。 公立医院有收入，但不能二次分配。 否则公立医院不叫“公”，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一些非公立医疗机构希望钻公私合作的空子，将公立医院的“肥水”流向非公立医院的“田”，这显然是禁止的。 因此，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只能合作建立“非营利”的医疗机构。

但是，一些公立医院设立了医院管理企业，管理企业逐年变富，而下面的成员医院却逐年亏损，与社会经营医生双赢输送。 在美国，公立医院也通过“财务游戏”二次分配盈余。 不容忽视的是，这是违反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违法行为。 今后，必须通过完善的立法、严格的执法，根除这种现象。 具体措施有: (1)要求非营利医疗机构加强财务监管，如今年国家卫健委在公立医院启动“经济管理年”行动等(2)鼓励舆论监督和社会通报(3)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构，加强非营利医疗机构的审计和监管(4) 扩大国务院审计组、国家发改委对重大事件的审计整改(五)。在追究刑事责任之前，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