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年前的今天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称帝 来看看巴黎圣母院与文化名人的轶事趣闻”

新闻网1804年12月4日，拿破仑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加冕，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经历了700多年的风雨，巴黎圣母院见证了近代史的重要节点，其中许多中外名人与其结缘:贝多芬与拿破仑反目成仇。 雨果的同名小说和梁启超、鲁迅简介的逸事等。

▲油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法]达维特( 1805-1807年)，图中的加冕地点为巴黎圣母院

因为交响曲，贝多芬和拿破仑闹翻了

21年前的法国革命，使统治法国半岛的几个世纪的君主制崩溃。 除了从康德开始的理性精神外，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百科全书派的启蒙浸润，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民主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法国人民心中燃起的革命之火，把“理性神殿”的名字也改成了作为宗教象征的巴黎圣母院。

革命家中的过激派们把圣母院先贤的雕像看作反动势力的土偶，把它统统“砍下”，只有它的“卡西莫多大钟”幸存了下来。 “理性神殿”的地下室成了藏酒的佳藏。 用哪些革命果实酿造的香醇，反映了巴黎人民狂欢的身影。

但是自由和平等变得混乱和无序了。 于是，法国人民把胜利的果实让给了抓住革命电光石之火，可以铁腕恢复秩序的坚强的人。 他是拿破仑。

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将雅各宾派撤出“c位”。 但是，由于接管革命政府，拿破仑给保皇派和天主教带来了好消息，他被指出革命果实被盗。 康德的老乡贝多芬一动不动地聆听着革命的浪潮，听到拿破仑加冕典礼的消息时，愤怒地将原本献给他的交响乐谱撕成了碎片。

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能幸运地听到这个将要死去的地方的交响曲。 这就是《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没有料到的是，给启蒙主义者冠以“理性神殿”之名的规模宏大的建筑，见证了他们俩的反目——拿破仑特意将加冕典礼的地点选为巴黎圣母院。

即使现在，贝多芬的交响仍然在人民心中流淌。 但是对拿破仑来说，走向革命背后的落莫和不安，正是因为巴黎圣母院温厚博爱的石头回响，才能得到安慰吧。

梁启超给译者起名，鲁迅给作者起名

▲梁启超(左)与鲁迅(右)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些觉醒的中国人放眼世界，沐浴在梳穆欧风美雨中，最先接触启蒙思潮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力翻译西方优秀文明的成果。 其中包括《巴黎圣母院》的作者维克多·雨果的作品。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烂漫之花》的作者、笔名《东亚病夫》的曾朴，可能是《巴黎圣母院》最早的译者之一。

“东亚病夫”一词最早出现在晚清上海的《字林西报》中，根据梁启超的译文，“东方病夫也是，其麻木由来已久。 ”。 作为我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先驱，曾朴以梁启超的译名为自己的笔名，其中有兴奋自励的理由。

曾朴从晚清时期开始，大量翻译雨果的作品，是雨果名著《九三年》、《笑颜人》等名著的最早译者。 翻译《巴黎圣母院》时，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思想也从改良主义走向了革命。 当时的原名直接取自书中的主人公卡西莫托——《钟楼怪人》。

1927年，曾朴创立了“真善美书店”。 “真善美”是法国革命时期的文学口号。 同年出版的《钟楼怪人》是他的“开店首发”之一。 卡西欧德——这个相貌非常丑陋，但内心极其善良的敲钟人，是被压迫底层人民的代表，曾经朴素地把他作为真善美的代言人，从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想象。

曾朴版《巴黎圣母院》，作者雨果翻译为《坎露》，名字非常革命化。 很遗憾，这个译名不是当时介绍雨果的译者的第一个。 《骚露》来自另一位有名的文学家的手笔——

1903年，也是日本东京留学生的鲁迅将我国首部雨果小说翻译为“哀尘”，作者署名为“嚣露”。 《哀尘》不是《巴黎圣母院》，而是雨果的另一部大作《悲惨世界》。 但《坎露》这个名字印在民国时期各版本的《巴黎圣母院》作者栏上，这也是鲁迅对我国翻译史的贡献之一。 (子华)